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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在赵堂子胡同15号的思念

  这是埋藏在我心底多年的一篇文章,几次动笔又都放下了。我曾自卑地认为,怀念老诗人臧克家的文章,怎么也轮不到我写,每当眼前浮现出臧老那亲切的面容,尤其是耳边回响起老诗人几次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语:“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”时,我便有种无地自容的愧疚。后来自己安慰自己:得到老诗人教诲、恩泽的文学青年不计其数,我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;我至今没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什么成绩,臧老不会怪我,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诗人的。
     然而,离开臧老越久,我的思念愈深。2010年中秋前的一天,臧老的女儿臧小平约了几个朋友来她的新家吃饭,有我。就在这次愉快的聚会上,小平姐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:她在《臧克家全集》第一卷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题写道:“小平代父亲赠培禹存念  臧小平 2010年9月”。
     捧着臧老厚厚的“全集”,一种“体温感”传导过来,我的思绪,一下被再次撩拨起来,不能自已……
     都说少年记忆最清晰。大约还是“文革”中的岁月吧,我们那条小胡同里也出现了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式的街头演出。其中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蹈跳得特好看,许多时候,她都是主演。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“混”在一块的伙伴里,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喜欢盯着她多看几眼——苏伊的爸爸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。因为那个时候,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。1972年,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,诗情正“勃发”,一口气写下了五百多行的长诗《雷锋和我们同在》。写完之后,自己朗诵,激动不已。那天,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,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,心跳地交给了苏伊。记得她瞪大了那双美丽的眼睛看我,我赶紧转身逃离……
     显然,苏伊十分认真地完成了我的托付,她把我的诗交给了刚从向阳湖干校返京不久的父亲,因为没几天,《北京少年》的编辑钱世明同志就来了,他说:“我们刊物光发你这一首诗怕也登不下。但我还是来找你,一是我觉得写得不错,二是大诗人臧克家很欣赏呢。”原来,臧伯伯不仅亲笔给我改诗,还热情地推荐给了当时北京仅有的这家少年文艺刊物。正是这首长诗“处女作”,我得以登堂入室,去面见我崇拜的大诗人臧克家先生。记得他给我那首“长诗”打了65分,一会儿又主动说:“还可以比65分高一点儿。”说完,他先笑了。在场的客人也笑了,他们(记忆中好像有著名诗人程光锐和刘征先生)也鼓励我说,从克家这里得一个65分,很高了!
     从那以后,我成了赵堂子胡同15号——大诗人臧克家先生寓所的常客。
     最难忘一个冬天的傍晚,在胡同里散步之后,臧伯伯竟来到了我住的大杂院来看我。我那间小屋只放得下一张椅子,我赶忙让座。他和蔼地说:“还是你坐。”他站在书桌前,“哦,有这么多书读。”我告诉他都是我的中学老师偷偷借给我的。“您看,您的诗选。”我把一本《臧克家诗选》递过去。他的目光瞬间有一丝惊喜,继而变得深沉,久久盯着那本书……忽然,他翻开书,很快找到某一页,拿起我的钢笔,在一首诗中改了一个字,对我说:“这个字印错了,我给你改过来。”当时,我心里很难过,因为那个时期,包括《臧克家诗选》在内的许多文学书籍都还是“禁书”。“您的诗集会再版的。”我说这话,是为了安慰他。不想,老诗人却坚定地说:“会的,一定会的!到时我要送你一本。”
     转眼1974年的春天到了,我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去了。在京郊顺义县谢辛庄村,劳动之余,我常把“新作”寄给老诗人,每次都能接到臧老的回信。我记得,他曾在我诸如“我开着隆隆的拖拉机耕地,多像迈着正步从天安门前走过”等句子下面,用笔划出一串圆圈儿,表示较好;有的句子旁边则批语:“不好,缺乏生活依据。”等等。
     当知青的日子毕竟艰苦,而且那时也没什么指望,不知何日才能回城。我在信中说,“很想您,能给我寄张近照吗?我还想要您的字,能给我也写一幅吗?”几天后,绿色的乡邮员的自行车铃声格外清脆,我盼到了臧老的回信,而且那信封比往日的要大一些!我急切的拆开大信封,信纸中夹着一张照片和一幅墨宝,真是臧老的!老诗人在黑白照片背面写道:“73年 小周明同志摄于北京 培禹同志 克家”。在一张彩笺上,是再熟悉不过的臧老那隽秀的墨迹——
      秧田草岸竹屏风,
     叠翠遥笼晚照红。
     相邀明朝齐早起,
     人同落日共收工。
   《晚收工》一绝,“邀”应作“约”。培禹同志存念  臧克家 乙卯
    

    “相约明朝齐早起,人同落日共收工。”我把它看作是臧老用他在干校时作的这首诗《晚收工》,在与下乡插队当知青的我共勉。
     还有一件让我没想到的事:也许是我在信中流露出我插队的村子比较偏僻,知青生活也属艰苦吧,我在京东庞山脚下的那个小村,收到了郑曼阿姨寄来的包裹——大白兔奶糖。这是我在农村插队时,唯一的一次收到包裹,我家都没有给我寄过。
   终于,冬去春来。1978年,《臧克家诗选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。臧老没有忘记我这个小朋友,他在扉页上题写了“培禹同志存正 克家”送给我。这时的我,已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。我把好消息第一时间报告臧老,他高兴地微笑着,还掐着指头数着,谁考上了,谁谁也考上了。就是这天,臧老又重复了那句话:“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。”在场的郑曼阿姨和苏伊都笑了。
    大学这段日子是我见老诗人最勤的时候。1979年,我们新闻系创办了自己的学生刊物《大学生》杂志,由成仿吾校长题写了刊名。我拿着第一期送给臧老看,并不知深浅地向他“约稿”,不想,臧老竟答应了。他起身进了卧室,一会儿,把一首诗稿交给我,说:“这是昨天刚完成的,就交给你们吧。”于是,这首题为《临清,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》的诗歌,首发在我们的《大学生》上。这在当时的人大校园引起不小反响,中文系林志浩教授找到我,希望我能把他的新著《鲁迅传》送给臧老指教。我乐不得呢!臧老则把回赠的书托我带给林志浩先生。后来,我还专门陪同林先生登门拜访了老诗人。其实,那时臧老已经诸多事情缠身,时间非常宝贵,而我每次登门都没有预约,有时他刚刚躺下休息,听到我来,便又起身。郑曼阿姨每次都要沏上一杯清茶端给我。有时我来去匆匆,说:“您别客气,我说几句话就走。”可郑曼阿姨照例沏好茶,一定让我喝一口再走。

    在臧老身边,我不仅读自己的习作,还经常把同学、朋友写的诗歌读给臧老听,记得有杨大明、韩智勇、韩晓征等人的。臧老都给过一定的鼓励。我和同学卢盘卿利用假期采写了一篇报告文学《沙砾,在闪光》,也拿给臧老看,臧老不仅看了,还回信说,不错,已推荐给一家刊物了。不久,东北的一家大型文学季刊《绿野》就寄来了样刊,我们的习作发表了。热情的李主编(一时想不起名字了)还亲笔写信,给了我们两位大学生作者很大的鼓励。回想起来,那个时候登门求教、打扰臧老的绝非我一个,类似的事数不胜数,这要占去老诗人多少时间和精力啊!
    1982年,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社。臧老知道我主动要求下农村采访,很高兴,他对我说:“对,这样才能多接触实际,打下厚实的底子。”由于工作紧张,我几乎不怎么写诗了,没有作品,倒觉得不好意思去见臧老了。没想到,老诗人却依旧关心着我这个“小朋友”——我写的一些通讯报道,他也看到了。1984年8月,我和王永华主任一起去郊区采访,写了一篇平谷农民买飞机的报道,《北京日报》在头版突出位置发表。见报的当天,臧老兴奋地写了一首《有感于京郊农民乘自购飞机青云直上》的诗。我登门去取时,知道他刚刚午休,就不让阿姨打扰他,拿到诗稿就轻轻地离开了。两天后,我收到了臧老的信。他语重心长地写道:
      

    ……你的文字颇干净。这些年,你到处跑,特别下乡时多,积蓄了不少材料,定有不少感受,可以在心中不时酝酿,将来定会写出好的报告文学或特写、散文来。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。
   今下午你来,未进屋,我心不安。
      ……
      其实,我心里更不安,因为忙工作,我好久写不出来诗了。但我仍旧热爱文学的心,臧老是十分理解的。1986年,当《臧克家诗选》又一次再版时,老诗人又送我一本,扉页上仍写着:“培禹同志正之 克家”。以后,几乎是臧老每有新著出版,我都能得到有他签名的赠书。特别不能不提的是,1989年下半年到年底,我的工作、生活都曾跌到了谷底。我自觉落魄,很久没有去见臧老了。正是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,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个大信封,打开一看,不禁心头一热:臧老亲笔书写了他的诗送给我。我默默地念着——
          万类人间重与轻,
        难凭高下作权衡。
        凌霄羽毛原无力,
        坠地金石自有声。
        拙作一绝,录赠培禹同志存念  臧克家
     

    我有一种力量油然而生,夜里难眠,我拿起笔开始写起诗来。“寂寞是走不出的冬天,北风累了,落雪无言。有人问你或没人问你,都知道此时已是零点。”这首题为《寂寞》的短诗,是我当时处境、心境的写照。我从臧伯伯不弃的深厚友情中获得了自信与坚强,我在诗的结尾写下这样两句:“寂寞是一种情感,寂寞是一种尊严!”臧老看到《北京晚报》登出了我的诗,很是为我走出命运的阴影而高兴。也怪了,这以后,我创作激情不减,一些作品陆续得以发表,甚至其中的组诗《失去》还得了一个奖。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散文,题目就是《坠地金石自有声》。发表后呈给臧老看,臧老又一次鼓励我说:“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。”    
      记忆中还有一个日子是我永远不会忘的,那是1995年7月1日,我陪从新疆来的“西部歌王”王洛宾老人去拜望他神交久矣的臧老。
      我知道,年已91岁高龄的臧老,近年身体一直不太好,极少会客,我很久不忍上门打扰了。可这天,为了实现也已82岁的老音乐家王洛宾的心愿,我还是按响了那扇朱红色大门上的电铃。照例,没有预约。来开门的是郑曼阿姨,她热情地把我让进院里。我犹豫了一下,说:“今天,我陪王洛宾先生逛逛北京的胡同,路过这儿,想见见臧老,不知……”
   “王先生在哪儿?快请进。”郑曼热情地搀扶着洛宾老人,一边带我们走进客厅。
      我们在我再熟悉不过的宽敞的客厅落座后,郑曼阿姨去臧老的书房兼卧室通报。这时,苏伊一家三口,过来向王先生问好,苏伊可爱的小女儿文雯连声叫:“西部歌王爷爷好!”一会儿,臧老从书房走出来,向王洛宾伸出了双手,王洛宾迎上前去,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,两位二十世纪杰出的诗人与歌者的双手,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 
      那天,他们所谈甚欢,话题涉及中国诗歌的民族继承、传统民歌尤其是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播等等。郑曼阿姨时时要来提醒:“你心脏不好,不要太激动啊。”臧老总是挥挥手,说:“不碍事。”有趣的是,臧老的小孙女文雯,这时缠着“西部歌王爷爷”,要求爷爷唱一首歌。王洛宾风趣地说:“请客人表演,你得先表演,怎么样?”不想,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发怵,她带有舞蹈动作地唱起来:“掀起你的盖头来,让我来看看你的眉。你的眉毛细又长啊,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……”
  童声童趣,给两位老人带来很大的快乐。
  臧老一边鼓掌一边对王洛宾说:“你的歌有翅膀,很多人都会唱……”
     洛宾老人拿出一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《纯情的梦——王洛宾自选作品集》,翻开扉页,在上面写了“臧克家艺兄指正  洛宾  1995年7月1日”,然后送给老诗人。臧老让夫人取来新近再版的《臧克家诗选》,也在扉页上写下“洛宾艺兄存正  克家  1995年7月1日”,回赠给老音乐家。
  王洛宾翻开厚厚的诗集,对臧老说:“小朋友刚才唱完了,该我了。我即兴为您的一首诗谱曲,然后唱给您听听,看您满意吗。”
  王洛宾选的是一首臧克家写于1956年的题为《送宝》的短诗。他略作构思,便放开喉咙——
       大海天天送宝,
      沙滩上踏满了脚印,
      手里玩弄着贝壳,
      脸上带着笑容,
      在这里不分大人孩子,
      个个都是大自然的儿童。
  歌声婉转抒情,十分动听,臧老听罢高兴地站起来,连声称赞,并意味深长地说:“好听的歌子在生活中,你的旋律是从那儿来的。”
  王洛宾郑重地对老诗人说:“我要再为您的诗谱写一首曲子,会更好的。”
 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,眼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。我和王先生只好向老诗人告辞。臧老说:“今天很难得,来,我们多照几张像吧。”他还把一直在旁边为我们拍照的摄影记者王瑶叫到身边,让女儿苏伊为我们照了一张合影。
      当我就要迈出客厅的门时,臧老忽然叫住我,拉着我的手说:“我们两个再留个影吧。以后机会怕不多了。”当时,我对臧老的身体非常乐观,发自内心地对他说:“您别这样说,瞧,您的身体多健康啊。”
      就在客厅的门口,臧老紧握着我的手。王瑶早已端起相机,为我和敬爱的臧老拍下了珍贵的最后一张合影。
      此后不久,我收到了王洛宾先生从厦门寄来的信,信中附有一页歌篇儿,是他为他的“艺兄”臧克家的名篇《反抗的手》创作的歌曲。他嘱我转交臧老。曲子用了d调,4/4拍,旋律高亢而有力。这,也许是这位著名作曲家最后的创作了。
  我拿着王洛宾的歌篇和我新写的两篇文章,又一次来到赵堂子胡同15号。可臧老因身体不适已住进医院。我不死心,从盛夏到深秋一段时间,我几次叩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,还是那熟悉的院落,还是那熟悉的客厅,还是那门前的丁香树,却仍不见臧老的身影,我心里异常失落,一阵阵伤感袭来,更十分惦念他……
      终于,臧老的信到了:
     

    培禹:
    久不见,心中不时念及你;怀念你父亲。(我的父亲李裕义,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,却与臧老交谊不浅。父亲病重中想念臧先生了,就给臧老拨了电话。臧老放下电话就来看望他。父亲1992年去世时,郑曼阿姨曾来家里表示哀悼——笔者注。)
     我患了一场重病,住院已九个月了,现在,病情好转,在慢慢恢复中,不久将出院回家休养。
  得到你的文章,我与郑曼都读了,写得很好……
  谢谢你送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照片。
      握手!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克家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96,3,31日灯下、床上
      郑曼苏伊小平问好!
     

    作为臧老这位诗界泰斗的一个“忘年交”小友,30多年了,我曾多次得到过他的教诲和关爱。但在老诗人生命的最后几年,耄耋之年的他久病住院。我一直想去看望,又都忍住了。
      转眼,1999年来临了。我所在的报社进行了力度较大的改革、改版,由我牵头筹备创办北京日报的《生活周刊》。出于办报的需要,也是出于对臧老的想念,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,写信请臧老给我们的《生活周刊》题写刊名。很快,一封印有“中国作家协会”字样的信件寄到了我手里。急忙拆开一看,是臧老那熟悉、隽秀的墨迹:“生活周刊  臧克家题”。郑曼阿姨特别附了一封信,她在信中写道:“克家同志久病后,已无力思考、写作,题栏名还可以。今下午他精神较好,题就《生活周刊》,现寄上,请检收。他年已九十有四,生活已不能自理,每时每刻都得有人照料,所幸头脑还不糊涂,但常用字好多写不上来了。谨告,勿念。……”
 这信使我更加想念臧老,郑曼阿姨十分理解我和许多臧老的好友、学生们的心情,她曾在电话里对我说:“等克家的病情稳定住了,医生允许的话,我打电话给你……”
  从此,我一直在盼一个给我带来欣喜的电话;从此,我也更加想念臧老。1999年新春佳节就要到了,平生多少年来从不大会给朋友寄贺卡的我,出于对臧老的思念,精心挑选了一张贺卡,在精美的图案旁我抄写上了臧老《致友人》诗中的名句:“放下又拾起的,是你的信件;拾起放不下的,是我的忆念。”给老人家寄了去。
  想不到,我竟收到了臧老的亲笔回信。还是那再熟悉不过的蓝墨水钢笔字体,臧老在信中亲切地说:


    “收到寄来的贺年卡,很欣慰,上面几行字,多少往事来到心中,感慨系之!……多年不见,甚为想念。我二三年来,多住院。出院将近一年,借寓‘红霞公寓’养病,与郑曼二人住,闭门谢客,体力不足,已94岁了。我们初识时,你才十八九岁,光阴过客,去的太多。我亲笔写信时少,因为想念你,成为例外。……”
   

    读着臧老的信,我的鼻子酸酸的……
     2004年正月十五,元宵节之夜,臧老走了。
   新华社记者在第一时间发出的通稿这样写道:“我国文坛再失巨擘,99岁的著名诗人、作家臧克家2月5日晚8时35分与世长辞,一轮明月、万家灯火伴他西行。”消息通篇饱含着对臧老的崇敬,字里行间流淌着诗的意境。
 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。就在这年春节期间,我给自己每天安排了一段“读书时间”,捡出的书目中,就有臧老于1980年和2000年分别送我的《怀人集》和《臧克家旧体诗稿》两本书。灯下静静地重读臧老的散文和诗歌,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释怀自己对臧老的思念之情。但从那一年的元宵节起,我对臧老浓浓的思念,却无奈地变成了深深的怀念。
  辛卯“清明”,我再一次来到位于南小街上的赵堂子胡同。在远不是旧址的地方,写着“赵堂子胡同”的蓝底白字的牌子还保留着,但那载满我温暖记忆的15号院落早已不复存在了,我到哪里去推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,兴冲冲地喊一声:“臧伯伯,是我!”
    清明思故人,怀念逐日深。就让我把这篇心中的文字,敬献给我的臧伯伯——臧老,还有两年前竟同在2月5日逝去的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的郑曼阿姨。
    这怀念,将伴随着我的生命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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